1936年秋，诞生于西安的《松花江上》这一饱含血泪和悲愤的大家耳熟能详的着名抗战歌曲，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一经面世便唱响古城西安，然后传至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风靡中华大地。它如诉如泣、壮烈低回的情韵，激励着人们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可以说，《松花江上》是抗战期间流行最广的歌，也是至今仍然激荡在人们心中的一首不朽之歌。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张寒晖从未亲眼目睹过他笔下所描绘的这片白山黑水，在他短暂的44年人生中，大部分岁月是在河北定县老家，以及陕西的西安、延安等地度过的。

　　张寒晖生于1902年，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文艺家一样，他从青年时代便投身于艺术事业。20岁那年，张寒晖来到北京，进入刚创办不久的“人艺戏剧专门学校”。三年后又考入国立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戏剧系，并于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张寒晖开始进行音乐创作。他的共产党身份更使他很快成为军警追捕的目标。就在第二年，张寒晖受邀前往西安工作。三年后，他成了西安二中的一名国文教员。

　　此时的西安，已经成了奉命“剿共”的东北军的驻扎地。这是一群士气低落的将士。因为丢失了东北三省，东北军官兵一直饱受同胞的指责，并且因此心怀内疚；与此同时，他们被思乡之情煎熬着，日夜思念着家乡的爹娘。

　　西安二中的学生中也有一批东北军子弟，每日与他们朝夕相处，张寒晖看到的是他们流浪徘徊的身影，听到的是他们苦闷的嗟叹。这让他萌生了想要为他们写一首歌曲，让这些苦难的同胞唱出自己心声的念头。

　　1936年深秋，每到夜深人静，西安二中的宿舍里都会传来手指轻轻叩击木桌的声音，那是张寒晖在不由自主地打拍子。白天，教员和学生们经常看到他出神地眯缝着眼睛，口中念念有词地轻声哼唱，一字一句地反复推敲。

　　从未到过东北的张寒晖，对当地的音乐曲调并不熟悉。在他脑海中浮现出的旋律，其实是从河北定县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但这令人肝肠寸断的曲调恰恰与流亡者的心绪相吻合，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东北人，都会抑制不住地落泪。

　　这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曲，最早由西安二中的学生们传唱开来。很快，东北军学兵队有人找到张寒晖，向他讨要歌谱。学兵队中的地下党员还将歌谱寄去北平，交由北平学联歌咏队演唱。上海出版的《战地周刊》将这首歌作为“流亡三部曲”之一发表。《松花江上》就这样在大江南北传唱开来。

　　出于安全的考虑，《松花江上》的歌谱上并没有出现张寒晖的名字。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松花江上》的作者被署成“佚名”。国民党当局曾经追查这首歌的作者，得到的答案竟然是“东北流亡学生集体创作”。

　　1936年底，蒋介石飞抵西安督促“剿共”。12月11日，学生们自发组织前往临潼请愿。在赶来劝阻学生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面前，他们高唱起《松花江上》。听闻此曲，张学良大为感动。他沉痛地向学生们许下抗日誓言，含泪而返。

　　“西安事变”后，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他曾在一次与东北军军官的集会上，亲自指挥大家唱起这首歌。1937年，在撰写《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与任务》一文时，周恩来又提到：“一支名叫《松花江上》的歌曲，真使人伤心断肠。”后来创排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他曾亲自指示将这首歌编入其中。

　　毛泽东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日歌曲抵得上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日寇大举侵华的紧要关头，唱出了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

　　多少年来，《松花江上》以其悲怆激荡的音符，永远留住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留住了民族的辛酸血泪。“松花江上”是当时祖国山河的代称与象征，震撼、振奋了多少人，多少进步青年唱着这首歌奔向延安、奔向战场，民族心灵的创痛，悲凉愤懑的气氛，那东北沦陷的痛苦，多少年后仍令人闻曲悲叹、感发兴起。《松花江上》的旋律，将永远激荡在民族的心灵史上，成为那段血与火岁月的印记，使我们激愤，使我们叹惋，使我们清醒，使我们奋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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