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具有浓厚的方志情怀，喜欢读志、善于用志、重视修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我们读志、用志、修志，指明了方向、树立了典范。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全国地方志系统的首要政治任务，也是领导干部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环。领导干部要增强看齐意识，就要学习感悟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深入思考如何读志、用志、修志。

　　习近平总书记的方志情怀体现在读志、用志、修志三个方面。早在河北正定、福建厦门、福建宁德、福建福州、浙江、上海等地工作时，他就常常身边不离“志”。

　　习近平同志担任正定县委书记期间，被正定丰富的古建筑群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所吸引，他熟读县志、史料，勘察古迹，细品文化，对正定的历史和文化钻研得很深很透。他对编写《正定古今》的同志说：“我手头有一整套《真定府志》，还有一套《正定县志》，对正定的历史，都有详细记载。”

　　1985年6月，习近平同志赴任厦门市副市长时，通过同学向厦门市方志办副主任洪卜仁借阅地方志，以了解厦门的历史和民俗风情，并与其进行过深入交流。

　　1988年8月，习近平同志到宁德霞浦县调研工业。晚上让随行的宁德地委副书记、行署专员陈增光找一本福宁府志。陈增光问，“习书记啊，咱们一天到晚跑来跑去这么辛苦，你还要熬夜看书，能吃得消吗？”他说，“我们这样看情况、听汇报是不够的，还要看历史。一个县的历史最好的体现就是县志，府志则更为全面，里面既写正面人物，也写反面人物，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地方发生过什么事，可以从中有所借鉴。”在霞浦，习近平同志讲起他在《福宁府志》上看到的内容，讲霞浦这里有一片官井洋，是“因洋中有淡泉涌出而得名”。

　　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我来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府志、县志。要马上了解一个地方的重要情况，就要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历史的可靠的方法就是看志，这是我的一个习惯。”

　　1990年4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州市履新之初，仔细研读了地方志，对福州的历史、文化、人物、古迹有了很深的了解。在与当地同志交流时，不管走到什么地方，他对名人古迹都如数家珍。

　　2002年，习近平同志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在浙江各地考察，了解和熟悉省里的情况。白天调研、视察，晚上查阅市志、县志，了解各地的历史沿革，把情况掌握得很透。

　　2007年3月，习近平同志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一个月内，市委办公厅秘书处让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提供了一套上海地方志供他阅读使用。

　　1989年7月，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古田县调研。晚饭后，他让县委书记蔡天初找一本《古田县志》。第二天早上，习近平同志对蔡天初说，“古田县志有3种版本，一本是民国的，一本是清乾隆年间的，一本是明朝万历年间的”。这说明习近平同志看志书不只是看个大概，而是看得很深入很细致。他还告诫蔡天初，要多看看县志，能从一个侧面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变迁，对工作会有很大帮助。他说，现在的县志都是表格资料性质的，不像过去主要是记载事件和历史，所以过去的县志和现在的县志都要看。

　　2006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温州市苍南县考察台风“桑美”灾后重建工作期间，调阅了《苍南县志》，并在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大段朗读了书中关于台风的记载，希望地方干部要以史为戒，科学决策，不断提高处置台风等自然灾害的能力。

　　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强调：“各级领导务必充分重视这项工作，加强修志工作的领导，分管领导要具体抓这项工作。”

　　2004年10月，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的习近平同志来到白沙村考察。在村会计毛兆丰的书房里看到了1991年出版的《白沙村志》，很感兴趣，就拿起来翻阅。习近平同志鼓励村民继续努力，发挥一切力量，把白沙村新志写出来。2012年7月，第二部《白沙村志》由方志出版社出版。

　　201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首都博物馆考察时说：“要在展览的同时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全体人民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

　　201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整合协调党史、军史、地方志等机构力量对抗日战争进行系统研究，提出地方志工作机构要在抗战研究上发挥应有作用。

　　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修志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其意义，说通俗一点，就是使我们做一个明白人。”这是对地方志价值作用最精辟的评价和概括。不管是自我修养、为人处世，还是组织管理、治国理政，“做一个明白人”最重要。

　　中国修志已有数千年历史，官方修志传统流传至今。梁启超曾说：“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地方志最早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列国史、地理书、舆图，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记、地志等。东晋常璩撰《华阳国志》是最早的地方志之一。隋炀帝曾下令全国各郡编辑本地的风俗、物产、地图上报尚书省，这是由国家主持，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地普遍修志的开始。唐建中元年（780年），唐朝政府规定州郡三年编造一次图经，报送给兵部掌管疆域图籍的职方官。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设置“九域图志局”，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设立的官方修志机构。最晚到南宋时期，地方上也有了专门的修志机构，每个州、府、县都定期编纂方志，作为国史的辅助和补充。明永乐十年（1412年），明朝政府谕令全国各地府、县、卫、所皆必修志，同时颁布《修志凡例》十七则，这是已知最早的由国家颁布的修志凡例。到了明朝中叶，已经是“天下藩郡州邑莫不有志”（明《上元县志序》）。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朝政府设立一统志馆，先后三次编修《大清一统志》，历时150年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非常重视方志编修，新方志事业开始起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相继开展了两轮大规模修志。2006年，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颁布实施，地方志工作步入法制化轨道。至目前，全国累计出版两轮规划内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1.1万余部，整理旧志文献3千多种，每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3千多种，建成国家方志馆，形成了我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重大的文化成果群。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化滋养。”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独特的优秀文化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连绵不断、常编常新。悠悠千载的传承积淀，至今保存下来的宋、元以来的旧志书多达8000余种、10多万卷，占我国现存古籍的十分之一还多。至2020年底，基本实现省、市、县三级有志有鉴的“两全目标”。地方志既是中华文明薪火相传、源远流长的基因密码，也是中华文化“没有断流，始终传承下来”的重要载体。

　　“志者，志一方之事也……悉诚为政者之一事也”。地方志独特的官修、政书特点，客观上保证了志书的权威性和连续性，并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成为地域文化最丰富的载体、最厚重的积淀。地方志旨在“述往事、思来者”以达到“彰往而察来”的功效。唐宋以后，新到任的地方官都要先找当地方志看。明朝有个官吏叫郑复亨，被派到海州（今江苏东海）去做刺史，一进入海州地界，看到的是满目荒凉，茅屋不飘炊烟，镇子上只剩寥寥几户人家，孔庙也坍塌了。他立即去查考州志，想要研究海州这样破败的原因，他说，州志是“诚一方之宝鉴，而百代之信史也。”清人编的《吏治悬镜》一书，讲到清朝官吏走马上任时要奉行32条“初规”，其中第三条就是“览志书”，以便了解当地的山川地理，人文风物以及租赋轻重等等，作为决定治理方略的参考。

　　我们党历来重视编修和应用地方志。1929年，红军解放江西兴国县城，毛泽东同志住在县图书馆，有人去向他请示工作，见他正在津津有味地看兴国县志。到了瑞金，又请瞿秋白同志帮助找瑞金县志来读。1941年8月，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明确规定要求“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家谱，加以研究”。1942年1月，由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县政府组织暂行条例》公布实施，对修志工作的责任主体作出规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关于地方志事业最早的制度安排。1958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成都主持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专门调阅《四川通志》《华阳国志》，并倡议全国各地要编修地方志。1960年10月在湖北考察时，毛泽东特别叮嘱荆门县委书记梅白要修地方志。他说：“领导要尊重历史。不懂历史的人，就不能理解现实。你去荆门当县委书记，至少先要知道荆门县志。”毛泽东又批评了一些地方不热心修志的现象，说：“‘官不修志而修衙’，我们党现在有的地方修大楼，讲阔气。你到荆门以后，要修县志。”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1987年5月，江泽民同志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重要事业。”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对于我们，只有加深对历史的掌握和理解，才能“以古为鉴，鉴古知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地方志工作。2015年8月，国办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首次对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作出了全面科学的顶层设计。2016年3月，“加强修史修志”写入国家“十三五”规划。2017年1月，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重点任务中明确要求“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2017年5月，《国家“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纲要》明确规定，“加强中国共产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修，加强地方史编写和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完成省、市、县三级地方志书出版工作。开展旧志整理和部分有条件的镇志、村志编纂”。2018年9月，党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鼓励乡村史志修编”，要求地方志工作向基层延伸。2020年12月，中国扶贫志编纂工程、中国全面小康志编纂工程纳入国家“十四五”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专项。地方志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一邑之典章文物，皆系于志。”地方志作为地情教科书，受到各级地方官员的重视，不仅是加强个人修养、提升道德水准、提高执政能力的铺路石，而且是了解熟悉地情民风、教化育人、弘扬正气的助推器。《周易》说：“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东汉荀悦说：“昔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唐朝刘知几说：“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清朝道光年间有个官吏叫徐宗干，他做官必修志，在任泰安知县、高唐知州、济宁直隶州知州时分别主修了《泰安县志》《高唐州志》《济宁直隶州志》。有人问他是否贪图虚名，他回答说：“知州知此州，知县知此县，不读志何以知？不修志何以知其所不知？避好名之名，而安于无知，吾弗为之矣！”清朝光绪年间，学部下令各地编修乡土志作为小学堂的教材。王永江在清《辽阳乡土志序》中说：“人有爱乡之心，而后有爱国之心，……乡且不爱，何有于国？”

　　地方志是一个鉴古知今、启迪未来的窗口。古人云：“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鉴前惟顺，鉴人惟贤，鉴镜惟明。”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只有对历史有深切的了解，才能做好今天的现实工作，承担起明天的新的使命。2017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江苏省徐州市潘安湖街道马庄村村史馆考察。2018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到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村志馆调研。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省张掖市山丹县考察时，参观中农发山丹马场有限责任公司一场场史馆。这说明，习近平总书记正是通过方志了解相关地区的历史沿革和改革发展情况，用于科学决策的。

　　清《云中郡志跋》说：“史为古今之朗鉴，志乃薄海之南车”。地方志纵贯古今、横陈百科，是“一方之全史”。读志能坚定信仰，用志能开启智慧，修志能培育道德。何为明白人？明白人一定是信仰坚定、智慧圆满、道德高尚的人。因此，读志、用志、修志对于领导者而言是一门必修课。

　　读志有助于了解过去，在与先贤对话当中感悟人生，明白做人的道理，从而坚定信仰，锚定目标，明确努力方向。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而言，读志可以帮助自己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南宋理学家朱熹出任江西南康知军时，留下了“下车伊始，他务未遑，先问志书”的佳话。清《合肥县志》记载了包拯“不持一砚归”的事例。北宋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出任端州（今广东肇庆）知府，他到任后到处张贴布告，命令工匠和作坊每年只向州衙交纳进贡的端砚，端州各级地方政府只能如数收取，不许额外多加一砚。三年后卸任端州知府时“岁满不持一砚归”，清廉之名更是誉满朝野。我国历代方志中保存了大量乡贤资料。明朝朱栴撰《宁夏志》，列举“乡贤”人物，建乡贤祠。清朝不但建有乡贤祠，还把乡贤列入当地志书。读志令人效法古代先贤、坚定信念、涵养道德、培育高尚的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从历史发展进程中汲取经验教训，对于新时代党员领导干部而言，就是用智慧去把握规律、指导现实工作。通过借鉴历史智慧，更好地服务当下，体现出应有的担当。毛泽东同志把领导工作总结为两个方面：把方向、用干部。而把方向就是第一个看到桅杆顶的人，即先知先觉。如何能做到先知呢？就要从前人、从历史、从志书中去得到启迪，把握历史规律，掌握历史借鉴。明末顾炎武征引千余部地方志撰着《天下郡国利病书》，为研究明朝历史提供了丰富的社会经济史料。清《保宁府志序》说：“守，不知何以能守，不读志何以能知。”1961年夏，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曾览读过由方志学家吴宗慈于1930年主编的《庐山志》。他对当地党委宣传部部长厚万仁说：“你们这些庐山的父母官，就是要多看看历史书籍。这部《庐山志》就是一部好书。只有了解当地的历史，指导、借鉴当今的工作，才能为人民办好事啊！”又说：“修地方志这个工作很重要，这不是可有可无的工作，观今鉴古嘛！”1989年8月，习近平同志在宁德地区地方志工作会议上指出，“李拔说：‘夫志者纪事之书，实致治之书也。’志书既是记事，记事的目的是资治。冯梦龙也讲，‘往不识，无以信今；今不识，何以喻后’，古人精辟地点出了志书的资治功用。”

　　大道之德——以无我为心，以天下百姓心为心。习近平总书记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为我们做出了榜样、树立了典范。

　　修志是记录历史、传承精神的文化活动，是总结前人与鞭策自己相统一的过程。修志可以见贤思齐，坚守做人的操守和从政的道德，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对于领导者而言，修志可以让其牢记初心，不忘本源，去除浮躁，坚守底线。因为后来者会修当下这段历史，会如实记录这一任领导的功过得失，所以修志是领导者自我警示反思、提升能力素养的过程。宋《严州图经序》说：修志是为了记下前人处理地方政事的各种措施和经验，以“告后之为政”。宋朝郑兴裔热心倡修方志，在庐州和扬州任地方官期间，他分别主修了《合肥志》和《广陵志》。他认为编修地方志乃地方官之责任，他说，如一地掌故，“终令沦亡，殊非守士牧民之责！”

　　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视为“最好的教科书”，多次强调“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方志文化是饱含着历代先贤用汗水和心血汇聚成的奔流不息的历史文化长河，方志事业得到了历史上贤明当政者的珍爱和重视，方志实践在民族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领导干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地方志工作重要论述精神，坚持正确的史志观，坚定人民至上的志德，增强方志文化自信，弘扬方志人精神，努力推动新时代地方志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仍需抢抓“十四五”应对窗口期，战略上保持定力，战术上灵活机动。在强化养老、托幼、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

　　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

　　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最具创造性、最具能动性的要素，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质量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

　　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一二三次产业结构、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

　　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

　　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

　　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

　　十年来的网络立法，涵盖数字中国、数字社会、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辐射企业、社会组织、个体等各类主体。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

　　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就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平台经济是数字经济的典型业态，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

　　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文化因素、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社会各主体之间，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

　　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社会关系和谐发展，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科技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社会各界利益格局的调整，只有立足国家发展大局和科技发展规律，才能够保证国家科技体制改革取得成功。

　　促进数字经济和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深度融合，既要推动影响革命老区乡村特色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又要加快支撑数字经济发展的农业新基建建设。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长期可持续性，必须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发展转型。

　　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但不是只能有一种模式，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普世价值”的内涵实际上已经被窄化为特定的西方价值。所以我们应该超越狭义的“普世价值”观念，倡导全人类共同价值。

　　做好国际传播，要做很多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只有研究不断深入，拿出来确切的、有说服力的资料，才能增加我们对外传播中的论述能力和说服力。

　　拓展监督的深度和广度，搭建“互联网+监督”平台，将具有强大公信力、权威性的传统新闻媒体与更迅捷、更开放的新媒体相融合，充分发挥社会舆论和新闻媒体的监督合力。

　　通过数字生产力的动力变革、绿色生产力的理念变革和蓝色经济的空间变革必将加速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实现和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进而推动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实现。

　　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是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对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变革具有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