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月，周恩来逝世1周年的日子到了。由于周恩来逝世的时候，“四人帮”蓄意压制广大人民群众的悼念活动，在清明节后又制造了天安门事件，使干部、群众心中都憋了一口气。此时，“四害”已经被铲除，人民群众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地悼念人民的好总理了。于是，天安门广场再一次出现了自发的大规模的悼念活动。北京干部群众拥向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和观礼台放上精心制作的周恩来画像和花圈。此刻，充斥在群众内心的，不仅是悼念，更多的是要求讨回是非公正。大小字报、诗词、标语再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在悼念中，人们不仅向周恩来总理的英灵报告“四人帮”已经被粉碎的喜讯，而且也表达了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让邓小平早日出来工作的强烈愿望。群众的呼声得到了党内许多领导人和干部的支持。

　　这年春节，邓小平一家是在301医院过的。2月3日，在住院55天后，邓小平康复出院。出院后，在叶剑英的亲自安排下，邓小平住进京郊西山中央军委的25号楼，叶剑英就住在不远的15号楼。在当时中央还没有作出相应正式决议的时候，叶剑英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凡我看的文件，都要送给小平同志，让他看，熟悉情况。”他派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王守江和机要秘书亲自转送文件，汇报情况。

　　一天晚上，邓小平一家正在吃晚饭，叶剑英的小儿子走进来悄悄地说：“我家老爷子想与你家老爷子见面”。于是，邓小平放下筷子，在女儿邓榕的陪同下坐车到叶帅住处。远远只见有人搀扶着的叶剑英从里屋出来，站在门口迎接，激动的邓小平高声喊道：“老兄！”一下车，两位老人热烈地紧紧握手，长时间不放。之后，相互搀扶着走进里屋。门紧紧地关着，他们谈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这年2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报发表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要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它的实质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延续下来，直接目的是阻挠邓小平出来工作，不许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因为1975年再次“批邓”，以及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都是毛泽东批准的，所以他们认为这两个案不能翻。

　　“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公开发表后，立即受到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强烈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强烈要求让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坚决抵制和反对。

　　李先念在年初的一个招待会上说：毛主席确实批评过邓小平在管理方面的错误。但是“四人帮”对邓小平的指责毫无根据，他们捏造罪名反对邓小平，所有这些都要澄清。

　　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会议之前，叶剑英对华国锋的讲话稿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3月13日，陈云在书面发言中指出：“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在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因为‘天安门事件’是群众关心的事，而且当时在全国也有类似事件。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对阻挠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阻挠让邓小平复出的人进行了抨击，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作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地、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活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在会上，陈云、王震等许多老同志相继起来反击“两个凡是”，郑重地坚决地提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要求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华国锋在讲话中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决定的，批是必要的。“四人帮”批邓另搞一套，对邓小平进行诬陷打击，是他们篡党夺权阴谋的组成部分。至于邓小平过去的功过，毛主席早有全面的评价。1973年邓小平同志重新工作后，是有成绩的，也犯有错误。经过5个多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解决邓小平同志的问题，条件逐步成熟。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关于“天安门事件”。华国锋说，在“四人帮”迫害周总理，压制群众进行悼念活动的情况下，群众在清明节到天安门去表示自己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是合乎情理的。但是，确有少数反革命分子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乘机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制造了天安门广场反革命事件。我们的同志应该警惕“四人帮”余党和反革命分子的阴谋，不要在“天安门事件”这样一些问题上再争论了。

　　这年4月，邓小平对中央办公厅的两位负责人汪东兴、李鑫说：“‘两个凡是’不行。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按照‘两个凡是’就说不通为我平反的问题，也说不通肯定1976年广大群众在天安门广场的活动‘合乎情理’的问题。”

　　4月10日，邓小平在尚未恢复领导职务的情况下，就“两报一刊”所发表的那篇社论给中共中央写信，从理论上反对“两个凡是”。信中说：“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不久，中共中央向全党转发了邓小平的这封信，肯定了邓小平的正确意见。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开了思想解放运动的先河。

　　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直接批判了“两个凡是”。他在这个极为重要的谈话中说：“毛泽东同志多次说过，他有些话讲错了。他说，一个人只要做工作，没有不犯错误的。又说，马恩列斯都犯过错误，如果不犯错误，为什么他们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他（毛泽东）说：一个人能够‘三七开’就很好了，很不错了；我死了，如果后人能够给我以‘三七开’的估计，我就很高兴、很满意了。……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

　　在党内高层公开讲毛泽东也犯过错误，这在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邓小平的讲话，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为批评“两个凡是”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经过上下结合反复激烈的斗争，党心民心终于占了上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