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世代青年亚文化的重要性在网络时代进一步凸显，并使得它具备了一些新的特征，如线上互动性、创造性、游戏化等，并表现出特有的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研究者逐渐关注到青年群体对大众传媒的创造性使用以及由此生成的亚文化新形态。青年人不再被视为自上而下的文化工业的被动接受者，而变成了传播媒介中的主动创造者。

　　青年与大众传媒结合成动态的、高度自反性的关系的产物。正是大众传媒给青年提供了许多视觉的、意识形态的资源，使得他们在其中结合成集体的亚文化身份。媒介形式的演化和青年群体对媒介的使用还涉及社会文化权力的分配问题。基于对媒介的掌控而形成的社会文化权力分配结构对青年亚文化的形成、风格、地位等都起到了重要的形塑作用。

　　赫伯迪格指出：“在我们的社会里，使用工具（主要是大众传播媒介）来传播观念的机会，并非对所有阶级来说都是均等的。优先团体拥有更多的话语权与更多的机会来制定规则和组织意义，而其他的团体则处于不利的位置，它们拥有较小的权力对世界进行界定，并把这一界定强加在世人身上”。

　　到了20世纪80年代，大众媒介传播形式的多样性和创新性迎来了爆发式的革新，研究者很快注意到了青年人在操作新兴媒介（如影像和音响设备等）时表现出来的在技术方面的“力量感”。青年群体操作新型传播媒介时所表现出的“力量感”，是当代青年亚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这一点在互联网传播条件下表现得更为突出。

　　作为数字原住民的Z世代群体面对网络媒介时呈现出的力量感和由此而来的逐步壮大的自信，改变了青年群体的自我认知，也极大地提升了青年亚文化在总体社会文化当中的地位。互联网带来的新型传播方式增强了青年亚文化的线上互动性并激发了其创造力。

　　青年亚文化与互联网媒介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动态和多样化，青年群体越来越可能掌握界定自身文化实践与身份合法性的主动权，网络文化在一个个小众青年群体的互动、表达、参与、创造中不断堆积、演化、进而沉淀。

　　例如许多具有玩梗、卖萌、恶搞等亚文化典型特征的网络用语和表达方式，早已经变成了主流网络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不再是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了，甚至许多官方媒体也经常会采用类似的表达方式。

　　虽然在社会个体化趋势下，传统的社会权威、纽带、组织日趋解体，但人毕竟是群体性动物，有着情感上的需求，所以，青年群体仍然期望获得同龄群体的认同，也会特别明显地追求这些方面的成就。

　　原子化的社会个体，特别是青年人会越来越多地通过互联网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通过社会行为的“网络化”，去实现对生活意义、群体团结感的追求和探索。

　　于是，青年群体在互联网上的互动和组织带有鲜明的“游戏化”特征。游戏是在相对较为明确的一段时间里完成的、针对人或物的人类策略性活动，相应的反馈性结果能给相关参与人带来较强的情感体验。

　　随着游戏化的交往和行为逻辑逐渐在青年人行动惯习中沉淀下来，在社会文化的其他方面，符号化、比赛性、仪式性的组织形式和交往方式对青年人的吸引力也越来越强。就内部而言，互联网的高流动性和海量信息供应使个体能够更为便捷地寻找到相对独特的情感共鸣和社会支持，因而催生了数量庞大、迭代迅速的各种“小圈子”“小群体”“小组织”。

　　这些小圈子会聚拢群体成员的注意力，并具有一定的封闭性、组织化的特征，圈子内部成员形成的共识、品位和文化实践可以迥异于圈子外部或其他群体。不仅网络游戏和围绕游戏而形成的子群体本身就是Z世代青年进行亚文化实践，获得情感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其他类型的青年亚文化也带有强烈的游戏化色彩，如直播打榜PK、剧本杀、“饭圈”组织等，都是在同现实社会逻辑拥有一定同构性的基础上，构建起了约束更松散、策略更明晰、情感反馈更即时的游戏化竞争机制，使青年群体在得以摆脱现实社会的种种桎梏的同时，又能够更轻松地得到与现实社会成就相似的认同感、满足感和生活控制感。

　　从外部来看，在当今互联网技术条件与开放性、娱乐性的文化氛围下，跟现代通信技术一同成长的Z世代青年人，早已接受并认同了“身体不共同在场”的交流、交往和组织方式。通过网络技术和便捷的交通工具，在线下，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也越来越高，游戏内容也趋于“早熟化”，甚至拥有了参与影响社会生活中的诸多“博弈”或者说诸类“游戏”的能力，不仅指向性问题，甚至指向现实生活中的冒险、死亡问题。这类活动不会仅仅停留在消费的攀比层次上，而是只要稍加引导就非常容易迈向生产活动、服务输出、竞技展示、金融投资的竞争之中，甚至是参与线年俄乌冲突中的“信息战”“黑客行为”那样，一定程度上影响战争局势的推进。

　　当然，“早熟化”并不意味着“成熟化”，而只是说他们从事的互动性的活动内容已经无法有效阻隔成人世界内容的入侵，或多或少虚拟了成人世界的表征。但是，Z世代青年人却很大程度只是在“纸上谈兵”—当然他们中的有些人未必意识到自己是在“纸上谈兵”。由于缺乏生活经验的必要的积累，Z世代青年人的现实感仍然较差，对社会现实条件约束的敏感度仍然不够充分。

　　只要不在人生的早期因为这种现实感差而铸下大错，只要在适当的时间能够克服对约束条件敏感度不够的缺陷，Z世代青年完全可能在早熟化的青年亚文化影响下早早地就对某些领域极为擅长和极具优势。

　　青年亚文化与主流社会逻辑（就西方社会而言主要体现为商业逻辑，在中国则还要考虑主流意识形态的运行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观察青年亚文化发展趋势的另外一个重要维度。伯明翰学派的研究者认为青年亚文化经历了从“抵抗”到“收编”的发展过程。

　　他们指出，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出现的种种青年亚文化现象是对支配阶级和霸权的一种抵抗方式，是青年群体经历结构性困境和社会矛盾后进行“象征性解决”的尝试。而一旦亚文化在青年群体中形成一定规模，具有了潜在的经济效益，商业利益集团必然要采取各种方式将青年亚文化“收编”入主流商业文化之中。

　　这也意味着青年亚文化的终结：“青年亚文化的风格会以象征性的挑战而展开，但不可避免的是，它们注定要以建立一套新的惯例，通过制造新的商品、新的产业，或者重新激活旧的产业而终结”。

　　随着消费主义和全球化影响程度进一步加深，青年亚文化与商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对可能拓展的新兴市场空间，资本的支持也必然如期而至。青年群体本身的心理偏好和从众倾向，加上对大环境过度压力的逃避取向，青年亚文化可能一定程度上会带来成瘾行为，进而也使得该领域容易被资本所青睐。

　　总体上，青年人在商品消费和文化休闲娱乐活动中彰显自己的身份认同，创造具有特殊意义的文化符码，进而构建出属于特定亚文化群体的风格和边界；它们在中国大体上是区域化、碎片化的，除非是政治力量有意为之，通常还无法有机地连接成片。

　　在亚文化的这一发展历程中，青年亚文化与商业文化始终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互嵌与博弈的关系；不过，在中国，这两者都很大程度上被主流意识形态及受其影响的大众取向所控制，因相关管制意识和措施的松紧程度而调整、伸缩与“被收编”。

　　到了网络化时代，Z世代青年亚文化产生和沉淀的技术条件和商业环境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进而也带来了它们与商业文化及主流意识形态互动模式上的变化。其突出特征是：它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连接成片，更进一步实现“新突破”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

　　伴随着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的积极介入，互联网信息技术和各类平台或系统力图进一步将商业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输入到青年亚文化生成机制之中，甚至竭力“重塑”Z世代的青年亚文化。

　　一方面，互联网资本通过大数据、用户分析等技术手段从审美偏好、心理特征、生活方式等方面全方位地对青少年加以细分，创造出了数目众多、追求各异的青少年群体，并尽可能地满足他们的需求，甚至让他们所追求的至少是线上的一定程度的交流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国家力量通过既有的家庭、社区、学校、传统媒体等体系，又致力于让Z世代青年群体接受一整套相对稳定而积极的理论、道路、制度和文化观念，因而也就会尽量去排斥青年群体的“求异”倾向，甚至采取列“负面清单”的管理方式，尽可能让他们避免“误入歧途”。

　　中国Z世代青年亚文化固有的“叛逆”倾向，在资本力量和政治力量上述两个方面常规性的交互作用之下，不可避免地会在多样化的同时，逐步连接成片；且总会有动力不断推陈出新，往往在大众文化不曾留意的地方和领域构成“新突破”。政治力量在利用主流意识形态来影响青年群体的文化取向时，目前主要采取的仍常常是强制灌输的方式，但是，对Z世代青年群体来说，其亚文化在产生、沉淀的底层逻辑和特征表现上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上节所说的“网络化”“游戏化”“早熟化”等。

　　如果主流意识形态将自身降格为一种需要强制灌输的固有观念和规训话语，而不是有利于青年形成有效社会交往和健康日常生活特别是解决其内部观念分歧的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往往就很难真正地掌握青年群体。政治力量在强制灌输的教育手段之外，还比较倾向于采用强制关停的行政手段。但这种做法，在网络时代仍很难形成有效的分割包围，也就很难完全压制青年亚文化，反而可能会刺激Z世代青年群体的亚文化走入“地下”状态，形成更加强烈的叛逆倾向。一段时间之后，管理者可能才猛然发现，它们又在某些地方和某些领域形成了“新突破”，其带来的影响完全在预料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