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中旬的北京，已是八成秋日气象。偶尔能在路边撞见零零星星足够敏感的树叶，抢先红黄了一些边角，边角阒寂无闻多时，此刻向死而生，可悲而可贵、热烈而猖獗地醒目着。天一日比一日消沉，催人倦乏，又暗暗唤你珍重岁末的光阴。城里的暖气尚未大张旗鼓地铺展，人在街上或室内游逛、发呆，更能知觉到空气的凉意与干燥，转而懂得了，无论是否准备就绪，天地正悄然转换自己的底色，等你来适应、喜爱或忍耐。这时，老老实实坐下，聚集精力，收拢情绪，心心念念着一座山。脑袋果真热起来，四肢也多了些许热能，这是回忆被掏出、感觉被顺利酝酿之际的生理反应。多亏这一点时间的间距和沉积，让眼下敲落的字句，既非一时冲动，亦非疲于“对付”，以至于对春夏之交那场深入京西的远游，更多出几分实感和真情。

　　越是真情实感，越需郑重其事地唤醒，正如某类饮品，喝前摇一摇，入口效果更佳。于是摸出手机，点开照片，心知它就在，蓄谋已久地等我再度光临。一个人或一群人，南来北往，一年的光景在相册里和盘托出又呼啸而过，浩浩荡荡的瞬间，驳杂而新鲜，像岩层，堆积出全新的人生景象。突然想到，与其不断上滑，随之被各路回忆拦截和诱引，不如径直点开相簿的地点栏，从地理空间的维度，一点点拉伸，由宏观入微观，寻觅它，终而与之重逢。当地图中的北京占满屏幕，陡然好奇起自己曾到过的京城“四极”，指端旋即听令，不停划拨比对，等待显像——最北，显示为慕田峪长城，我自然不会忘记夏末和初秋两度登临时各自的场景和心情；最南，是那频频作为离去与归来的中转地而又含糊了二者的内涵的大兴国际机场；最东，还记得那天心血来潮，骑上心爱的小电摩，一路驶往通州的宋庄；最西，最西竟然不在门头沟的京西古道，还有照片在西南向冒出——正是那山，它浓缩了山上的草木、游人、庙庵、鸟兽和彼时的光阴，陷在一片标注为山地的颜色稍深的绿色皱褶之中。从古代的奇观，到当下的科技，从实验多变的艺术，到岿然不动的山水，“四极”既是我一个人的行迹，冥冥中也是对北京恰到好处的归结。至少这一刻，我由衷地感谢照片定位的发明者。

　　说回那座西南向的山，山有名有姓，名姓起得本分而伶俐，就叫上方山。普天下所有的山，都在大地和众生之上，为何此山特叫上方山？团团问了一圈，语焉不详。倒是有人说起，此时此刻此山，就是彼时彼刻的独鹿山。据《汉书·武帝纪》讲，汉武帝曾于元封四年（公元前一〇八年），“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鸣泽，泽名，据考在涿郡逎县，即今河北涿州市西一带。或因此故，缘于地理位置的相近，宣称独鹿便是上方山，亦可聊备一说。另有相对安分的版本，时在东魏，有僧人于此开山、筑寺、修路，经历代增建修葺，到清朝，终于形成朱彝尊诗中所说“幽燕古奥室，兜率居中岩，花宫七十二，上下东西嵌”之格局。孤陋寡闻如我，只管听取，不便置喙。

　　出发前，在一幅据称手绘于民国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的地图上，分明见上方山错落星列着洞、庵、院、殿若干。于是明白，从古至今，上方山就是释家修行悟道之所在。古人明察，此地必有独绝于群山的妙处，顿感脚力倍增，心里痒痒了。腿着攀爬前，先坐一程缆车。缆车既是快捷的交通工具，也提供了极佳的观赏角度。人缩坐车厢，孤零零高悬于一线，环顾山峦和被山峦挤破的天际，很快有了整体的印象。这里的山，形神皆类北岳恒山一带的山势，岩石为体，苍劲古朴，造型感强，间杂芳草绿树，干练而飘逸。后来了解到，上方山虽在北京，仍属太行山北缘大房山余脉，这下就都说得通了。待到重新脚踏山体，拾级而上，身临其境，又恍惚置身于蜀地的青城山，只因囿于山势，大多时候视野受限，又见山涧溪流斜出，水多的地方，绿意更为放浪，枝叶繁茂逼人。明季刘侗、于奕正撰《帝京景物略》，其中《上方山》一文有言：“峰横涧束，涧上侧径，如古墙边趾，人如行弄中。”即便如今修整了栈道、追加了护栏，依然可感当年的险峭。一挂窄窄的石阶，随山体摇摆，人流高峰期，抬头可见一溜弯弯曲曲攒列稍歇的登山客。

　　山道逼仄，山形峻峭，四方石壁作势压下，于是攀登之途，始终怀揣一份不大不小的惊悸。袁宗道当年曾与友人同游上方山，写下游记《上方山》四则，其中写道：“石壁跃起百余丈，壁淡黄色，平坦滑泽，间以五彩。壁上有石，若冠若柱，熟视似欲下堕，使人头眩。”深以为然，同时想到，当年山径更为险阻，草木恣肆有余，唯寺庙僧侣、同行者几人，断无后勤、安保、管护、天眼、缆车种种福惠，不免暗自庆幸起这等“今非昔比”。转念又想，有所得势必有所失，况乎现代社会，诸种福惠讲求明码标价，理解也无解，唯有认下。继续闷声咬牙，一步三台阶，一顺气挺到某庙宇门前，方才大喘气。

　　依照导览简介，上方山有文殊殿、兜率寺、普济寺、云水洞、斗泉庵等七十二座茅庵寺庙，合称七十二禅院，统称上方山寺，倒是省心易记。这些寺庙，见缝插针般散落于山间略为舒缓的坪地，端看规模和样式，应多为近年翻新或重塑，不变的，是念兹在兹的古意与禅意，然则心境、手法毕竟有所不同，好在尚能与周遭山色相衬合宜。

　　眼前的寺院，小巧却气势不凡，细看，是那被称作“七十二庵之首”的兜率寺。据说该寺院始建于隋，在一张民国时期的照片中，大殿与今日今时所见相差无几，无非添多了几抹鲜亮的漆色、整饬的灰墙、灿艳的盆栽，依然幽中取静。记得袁宗道谈及抵达欢喜台时的感受：“返观此身，有如蟹螯郭索潭底，自汲井中，以身为瓮，虽复腾纵，不能出栏。”公安派提倡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由此可见，当中似乎引申出人被自然造化比下去的无奈，倒也合情合理。我在兜率寺内流连漫步，心率大幅下降，再眺望寺外山群，形态多端，林木盘桓，绿意跌宕，耳听众鸟杂鸣，虽因世俗至深而不谙梵音的真谛，却感觉多少挨着了一点“诸法无我，寂灭为乐”的意思，并不觉得如何受压抑、被绑缚，反倒嫁接天地万物，获享寓动于静、返璞归真的畅达。按公安派的说法，或许，这便是我的性灵使然吧。

　　佛教所说兜率者，为欲界六天之第四天。《楞严经》讲：“一切时静，有应触来，未能违戾，命终之后，上升精微，不接下界诸人天境，乃至劫坏三灾不及，如是一类，名兜率陀天。”在此天者，寿为四千岁；兜率天一昼夜，人间四百年。不知此番下山后，世界会否全然换了光景，而我则不得不重新做人，不变的，是依然作为渺渺众生的一员，什么成仙成圣、成佛成魔，岂敢妄想。据说，在兜率天之人，对于自身及外界感受，只会生喜乐知足之心，故又名喜足天。若能有这一点保障，纵然放逐俗世、重新为人、历劫红尘，又何足惧？

　　事后查阅，民国《房山县志》载：“大房山，古名大防山。自元改建房山县，大防之名遂熄。”因此有人认为，上方山一名，应由大防山、大房山逐渐演变而来。《房山县志》讲：“上方山，得名于上方寺。”即先有寺，后化作山名。再考虑上方山的开发、传扬与佛门的关系，而在佛教体系中，所谓上方，原指山中佛寺，后称住持，因其所居在寺之最高深处。通盘考量，冠以上方山，应是此中有佛寺之山的意思，实属通透的大实话。至此，总算给了自己一个交代。

　　因时间所限，此行无法前往主要景点之一的云水洞。等而下之看照片，只见洞中天然的石笋、石柱、石幔一应俱全，又有灯光作秀、人造罗汉弥勒之类的肖像，热闹而浪漫，堪比西南喀斯特地貌上那些早早开发、远近闻名的溶洞。翻阅资料时，发现首次对云水洞进行测绘的人，竟是一名法国“地质学家”，其中文译名，显然带有那个年代的翻译气息——普意雅。以四九城为中心，上方山地处偏远的房山的偏远处，这位名叫普意雅的法兰西男子，为何会在二十世纪初对上方山和云水洞产生浓厚的兴趣？这引发了我的浓厚兴趣。于是按图索骥，一路搜罗资料、互相甄别，收获远超预想，仿佛无意间踏入另一条别有洞天的秘境，同样浪漫，不可谓不热闹，却又远非浪漫热闹所能道尽。

　　普意雅，一八六二年生人，这位毕业于法国国立工艺学院的科班工程师，在自己的三十六岁来到陌生的远东，受聘于清朝政府。此番所来，他有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测绘卢汉铁路沿线地形图。说起卢汉铁路（即卢沟桥至汉口的铁路，后又改称京汉铁路、平汉铁路），兴许会想到位高却权力旁落的光绪帝。《马关条约》签订后，“当此创巨痛深之日，正我群臣卧薪尝胆之时”，年轻气盛的帝王捧出了六项“力行实政”，首推修建铁路。此外，我们理当想到时任湖广总督张之洞。“中国应开铁路之地甚多，当以卢汉一路为先务”，张大人复奏清廷的切切呼告，言犹在耳。甚至，有心人还会想起那位中国近代史的名角，以黄河为界、负责卢汉铁路北段的中堂大人李鸿章。但是，请注意，从一八九八年赴任履职起，不到十年时间，普意雅先后出任卢汉铁路北段总工程师、全路总工程师，直至一九二七年去职。

　　这位名校毕业的理工男，在主责主业之外，对中国的地形、地质、古迹等同样颇有研究的热情。他似乎总能做到将热爱纳为事业。不久，普意雅受中国政府委托，绘制了大量京畿地区的详细地图。这些精度极高的地形图，成为日后研究当时北京地理历史的孤品。

　　在修筑卢汉铁路时，为了运输修路所需的建材、石料和煤炭，需要在良乡、房山两县分别开辟坨里支线和周口店支线。普意雅亲自勘测了房山周边地形，并最终确定支线终点两座车站的选址；与此同时，作为摄影发烧友，普意雅拍摄了大量照片，系已知拍摄时间最早的房山影像——恰恰是摄影，让这位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基建项目的法国工程师，在往后的一段岁月里，获得更为广泛的声名。

　　一九三〇年，中国人民的铁哥们普意雅同志在北平病逝，两年后，其遗孀朱德蓉女士将爱人拍摄、收藏的约五千张照片及其他图文资料，捐赠给了当时的国立北平图书馆。出席受赠仪式的嘉宾，除去馆长袁同礼，还有胡适、翁文灏和法国驻华公使等三百余人。这位用实际行动增进了中法两国友谊、爱岗敬业三十余载、为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相当贡献的工程师、地质学家，顺带着，成了一名货真价实的摄影家。

　　关于普意雅，按说可以画上休止符了。但很多时候，再起波澜往往就因为不经意的多看两眼。正是多看的两眼，让我留意到了一个充满戏剧性的细节——朝内大街八十一号，这是普意雅在北京的居所。没错，就是那“鬼”名在外、不断被坊间搬弄是非的朝内大街八十一号。单看网上给出的资讯，朝内大街八十一号与普意雅的关联，可谓疑窦丛生。不死心，于是，再下一点考据的功夫。终于，大致的真相浮出水面。

　　一九六五年前，朝内大街八十一号的门牌为六十九号，显示为朱德蓉女士的住宅。一八八五年生于广州的朱德蓉，来到遥远的京城，遇到了更为遥远的年长自己二十三岁的爱人，时任卢汉铁路总工程师的普意雅。这对异国眷侣在婚后购置了朝内大街六十九号的宅基地，由普意雅亲自设计、建造出两栋三层法式小楼。一九二一年年初，住宅竣工，清朗而温馨，前院被打造为一座大型花园。之后几十年，历史和其中的每一个人无不翻覆波折，及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朝内大街八十一号院因荒废破败而险遭拆除，所幸被制止，作为危楼，一直闲置下来。据说，是楼体上刺眼的“拆”字，慢下了一名路过的美国记者的脚步。这位顶顶热心的记者，错将这两座小楼与再往西不远处的原华北协和话语学校建筑相混淆，进而写出一篇《一栋记录中美历史关系的学校将被拆除》的报道，文中不忘描述费正清等学者当年于此学习的见闻掌故，一时引人注目。当时，北京市东城区有关部门正在编撰《东华图志》，这篇文章引起了编撰组的注意。编撰人员辗转拨通了这名美国记者的电话，求证所言，得到的是蹩脚的汉语和肯定的答复。于是，编撰人员便将八十一号院编写为了原校址所在地。因有官家背书，兹事以讹传讹至今，纵然有人特意澄清，终究众声喧哗，大有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架势。

　　我的叨念，无非也是为了很可能是徒劳的澄清。当然，澄清哪怕极其微小的历史细节，也是无比重要和必要的事体。而我之所以一直不忍松手，除去叩开真相的冲动，还因我对这类“讹误的流变史”同样兴趣盎然。讹传的历史，也成了历史的一部分。历史，总是在“说”和“写”的谨小慎微与漫不经心之间，在一代代人的接力误读与竭力澄清之中，浩荡走过你我的生命——可还记得那位生于岭南而留在了京城的朱德蓉女士？这位皈依了上帝却依然无力逃脱庞然的孤独和无尽的纷扰的老人，早已携带着自己鲜为人知的恩怨聚散，悄然离开故居，销声匿迹于纷纭的历史主轴之外，卒年不详，后事成谜，徒留一幢因误会和娱乐而热度不衰的荒颓旧院。

　　其间，我留意到了一张相片，那是在上方山的云梯庵。一个身材略为发福的中年男子被拍摄者放置于照片左边约三分之一的位置，他的腰身倚向自己左侧的山石。石上嵌挂着攀缘者用以抓握的锁链，锁链随山势逶迤闪转，近处的一截呈虚化效果。这位照片的主角头戴渔夫帽，西洋脸蛋和大鼻头撇向右侧，四十五度角迎向古老中国的群山和天宇，他满脸壮志未酬的专注和严谨，似乎不知正被拍摄，也不懂何为诗意与禅意。手中的地质镐，因为正在攀登的缘故，被其倒立抓握，恰好可以充当登山杖。论相片的动感、布局和个性的保留，我以为这张中景人物照，完全不输布列松那些最为精彩的人物摄像。画面内的此行，这位地质学家是要对上方山诸寺院进行测绘，最终，他顺利绘制出了精确的等高线地图，同时，也完成了历史上首次对云水洞的专业考察。

　　上方山，此刻看来依然原始和狂野，却已然受到过详细而精密地观看与保护，科技对其无声无息的介入，远比想象中还要久远。彼时，不知也无知，一路迂回攀爬，多是感性的体验，且欣然领受这份感性。

　　人在此山中，虽然常常视野局促，却不感到烦闷。一者绝壁遮天，枝蔓蔽日，幽晦使人潜静，二者山风与流水以慈悲为怀，再大的心火，也能被丝丝缕缕地抚平，三者上方山的局部，各具风神，只恨来去匆匆却无三头六臂。水在身侧依山跌落，绿意纷杂纵横，还有那傲岸、诡怪的古木，气根张扬，各有安身立命的地盘和门道，却是一致地垂老而不服老，俨然要再活个几百上千年。到上方山，树深深浅浅默立于面前，你一下就懂得它们的不容小觑。

　　上方山的侧柏，偏好旁逸斜出，哪里陡峭、峻险，偏往那里滋生，凛然而泼皮，树干开绽呈条状，如同自戕，一副桀骜不驯的憨痴相，叫人不敢轻易触玩，只能换着角度，一通拍拍拍。我爱这些孤高而昂扬的侧柏，不扎堆，有一棵算一棵，一棵一副相貌，自我得足够讨人喜爱。而油松的好，就好在自身对差异感的调和。其树干挺拔矫健，树皮呈鳞状堆迭，沉稳饱满，却在树干的顶端，豁然散开盘错的枝梢，如初春的蛇窝，枝子在顶上乱作一团，妖娆多姿，上下不同调如此，乖张悖谬得让人亢奋。跟侧柏和油松比，国槐当得起周正雍容四字，从根蒂至叶梢，一棵树该有的体面、规矩、细腻和蓬勃，国槐全部满足，那份法相庄严的大气，由头到脚，顺理成章。至于菩提和古檀，哥俩算不上魁伟，也难称俊逸，体态纠结敦实，一个入了佛界，一个进了魔道。那古檀，一身的幽愤触目可感，好像越活越拧巴，却又属它最为耐人寻味，视之良久，似乎能从那疮疤一般的树干里，听见呻吟与呐喊声，心中一惊，随之一笑。要论谦谦君子、轩然霞举者，树高二十一米、冠幅九米的所谓银杏树王当仁不让。据说该树生于唐代，一千两百年的时光蹚过来，依然是个精神矍铄、活力澎湃的老家伙。待到深秋，金叶纷披飞旋，满树满地尽是明快的诀别的颜色和律动，没有哀怨自伤，只有一览无余的美和坦然，看照片、靠想象，不知足的，如果再来上方山，看看秋天的银杏，是不二的缘由。然而，话说满便即刻说漏，既然讲到秋，不能不联想到冬。风雪交加后，漫山遍野的莹白，顺着山壁、岩石、树群、庙宇的体态铺染，无疑又是另一番神采和风情。

　　有同行的园林绿化工作人员，再三强调要让上方山的树木保持原态，自然枯荣，尽量减少无谓的人为干预，心里为其点赞，觉得是内行人讲了内行话。拍摄不会骗人，下山后，翻看手机相册，发觉这趟上方山之旅，逾半数照片都给了古木。古木的风华绝代，令我着迷、艳羡。想，它们为何能够摆脱暮气，越活越自在、逍遥、独异？兀自想，除了坚持和一点幸运，想必它们都没有忘记自己的气性和本真，在合适的时机，依着那气性钻天入地，活下去，活出自己的本色、派头和尊严，之后，无非一死，谁也奈何不得。既服膺四季的轮回，又超脱这种往复的循坏，而它们，始终静默自足，任你去看、去拍、去想，去自我肯定和否定。亲近它们，是直觉，是无须思考的心声。

　　机缘巧合，我这个方方面面的外行人得以登临上方山，是凑热闹，也是讨清闲，顺带出出汗、排排毒。而上方山的岩溶、动植物、人文景观，譬如世间仅此独有的房山翠雀、在北京只分布于此的省沽油等稀缺植被，实在大有门道，内行人来走一遭，绝对可以津津有味地细细玩赏而更有所获。

　　下山之际，偶见塔林、石碑，虽为后世翻新，依然能够从中一窥当年的景状。它们静静地掩映在密林的阴影之中，厚重而朴素，又反过来，加重着日暮的寂静和安详。快要行至缆车处时，忽然人有惊叫，随之便见一侧的山上杀出一路成群结伙、优哉浪迹的绿林好汉——猕猴。到底是上方山的猴，体态匀称，未见发福迹象，它们或游走或盘坐于岩面，搔搔脑袋，抠抠脚板，嘴里咀嚼着什么，目光迷离地看着你，复又拧过头去，并不陌生地等你举起手中的长方体玩意。

　　缆车入口处的张大姐，说起去年夏天，一头斑羚从峭壁纵身跳下，未几，又往峭壁下飞走，消失无踪。彼时，她和它，两位上方山的老邻居、老土着，就在这促狭的山道上遭遇、对视，同时陷入并不短暂的沉默和静止。张大姐说得饶有兴致，我听得入神入心，想着斑羚出现又离开的路线和身姿。我们不是斑羚，只能乘缆车缓缓下山，在苍茫的绿林之上、高耸的岩壁之间，轻轻划过。多少人的时光、步履、信仰、志业乃至生命，如同山间的一草一木、虫鱼鸟兽，在这起起伏伏、四时流转的上方山，轻轻划过。而山峰浩茫、古木长存，无言地接纳、见证和守候着一次次的相遇甚或厮守，无所谓主人公、配角，又或是背景、道具。

　　对于我，才下上方山，便是从“西极”一点点撤离，又回到中心地带和关键点位，重复着，也刷新着自己的生活。人不能一直活在“极”里，但人同样不能不去探一探那“极”之所在。上方山，好一个京城“极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