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34师唯一幸存团长韩伟湘江战役跳崖没死后来过得怎么样?
时间:2024-04-05  浏览次数:663

  1992年北京某军医院,病榻上的一位老人,弥留之际对儿子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骨灰送回闽西革命公墓,儿子表示全都送去吗,父亲您的祖籍在湖北,建国后又在北京住了几十年,这两个地方要不保留一部分骨灰吧,我们也好纪念扫墓。

  老人的眼神透着一股坚毅,他摇了摇头说道:“湘江战役,我带出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跟他们一起,我才心安”。这个立下遗嘱的老人正是共和国开国中将韩伟,

  而他口中的湘江战役,则是土地革命时期,工农红军长征路上经历的最为惨烈的战役,韩伟是那场战役中,红军34师唯一幸存的指战员,湘江战役的经过究竟是怎样的,韩伟将军的革命历程如何,他是怎样幸免于难的,又为何坚持要将骨灰送回闽西?

  1922年韩勋琴参加安源工人运动,在路矿工人俱乐部当宣传员,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5月,韩勋琴在安源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担任交通员一职,辗转长沙、上海一带运输革命书籍、物资等。

  韩勋琴更是那个时候认识了1924年冬从上海回到长沙的毛泽东。1925年9月21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被北洋军阀武力封闭后,韩勋琴因受派到长沙送信,回来后与党组织失掉联系。为了寻找党组织,韩勋琴一路从安源到长沙又到武汉,然后顺江而下又到上海,当时国共第一次合作已经开始,大革命的浪潮在广州席卷,韩勋琴也随即赶到广州追寻组织。

  到了广州后,他报名了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插班生,并改名为韩伟。10月,韩伟进入黄埔军校入伍生团开始接受培训。同年年底,中共两广区委和周恩来把韩伟那一批20多人的插班生编入到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教导队。

  1926年5月,韩伟跟随叶挺独立团一路北伐,在围困武昌时,韩伟被批准回安源接转团转党关系,他也在那个时候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这个时候的韩伟已经是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的一员,该团团长正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卢德铭。韩伟便跟随部队改编,率领战士于9月9日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8年5月4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成立,韩伟任第11师第31团2连副连长。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28年5月25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改称为红军第4军,取消师级番号。1929年2月4日,韩伟调任红4军前委混成大队副大队长兼警卫排排长,成为毛泽东的第一任警卫排长。

  后任红4军第2纵队第4支队第11大队大队长等职。在保卫苏区的历次“反围剿”战斗中,韩伟指挥得当,立下多次战功。时间来到1934年3月,第34师师长彭绍辉被调任少共国际师师长,34师师长位置空下来后,在谁当师长这个问题上,当上级来征求意见时,韩伟和第101团团长陈树湘互相推让,最后是陈树湘当了师长,韩伟仍任第100团团长。

  韩伟和陈树湘是在1927年秋收起义中相识的。当时二人同在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第3营第9连担任排长,韩伟是1排长,陈树湘是2排长。后在井冈山斗争中,韩伟担任工农革命军第4军第11师31团2连副连长,陈树湘担任7连副连长。1929年二人又随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4军进军赣南闽西,并先后担负过毛泽东、朱德、陈毅等前委领导的警卫工作。

  1932年,韩伟任福建军区独立第8师师长时,陈树湘任独立第7师师长。1933年3月,韩伟任红19军第57师师长时,陈树湘任第58师师长。1933年6月,红十九军缩编,韩伟的第100团和陈树湘的第101团,又同在第34师担任团长。二人在长期的并肩战斗中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

  1934年9月下旬,蒋介石采取“堡垒战略”,集50万重兵对我中央红军和中央苏区构成的中央战略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但却因为当时中央苏区的领导博古、李德在政治、军事上的错误。

  1934年9月,敌人分兵6路向中央苏区腹地向心攻击,中央战略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已成定局。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中革军委机关、中央政府机关和中央红军5个军团共8.6万余人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踏上漫漫长征路。

  起初中央红军的突围之路还比较顺利,突破了蒋介石的接连几道封锁线,而蒋介石则继续加大兵力,下令由中央军薛岳第7纵队和周浑元第8纵队参加“追剿”军;蒋介石还下令地方军阀配合国民政府参与“追剿”,11月12日任命湖南国民党军首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统一指挥湘军和中央军薛岳、周浑元部,拟将我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地区。

  蒋介石对于作战部署还不放心,11月17日他又命令湘军、黔军、桂军,协力“会剿”把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水以西地区,不使其西进贵州或北上湘西与我红2、红6军团会合。11月底的湘江战役将成为中国革命历史上最为危险的时刻之一。

  按照当时的局势,要如何渡过湘江,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大致计划如下:红1军团主力抢占湘江沿岸的全州一带,3军团一部强占灌阳一带,主力往兴安推进,核心纵队居中前进,保护核心纵队及殿后的任务主要由5军团负担,8、9军团经永明佯动,牵制、迷惑敌军,掩护主力的侧面,随后翻越三峰山,赶上大部队。

  11月27日局势发生变化,鉴于北南两向敌军抢占全州、兴安要地,可能堵住我中央红军西渡湘江,中革军委于26日16时30分命令红1军团第2师急进全州方向,第15师跟进;同时命令红5军团第13师在蒋家岭、雷口关地域占领防御阵地,对追进道县之敌警戒。红1军团先头部队第4师于夜里过了湘江,控制了全州以南脚山铺至咸水地段的渡江点,工兵开始架桥。

  军委遂命令红1军团主力坚决阻击由全州向南攻击的敌一路军,保持已取得的湘江渡点;红3军团第4师经青龙山过湘江,向光华铺地域前进,阻击由兴安城北上之敌,以第5师的1个团向泡江地域前进,该师主力在新圩马渡桥地域阻击由灌阳城而来的敌桂军;

  红5军团主力第13师在蒋家岭、永安关地域阻击敌之第四路军追击;红8、红9军团改经道县小坪由第34师接应从蒋家岭进入灌阳。

  当天,军委第1纵队由周岩进至石塘圩附近的官山;第2纵队前梯队随红3军团后方部前进,后梯队向上营开进。博古、李德意识到局势的危险,于15时以朱德名义命令全军必须赶在29日至30日全部过湘江。

  但这件事却并非电报说的一样简单,首先我后卫部队还在蒋家岭距江边还有约200里,仅就敌情而言已不容我按计划过江,更何况中央纵队的行径速度非常慢,携带大量辎重、机器等,可谓是一次搬家式的转移,完全不利于转瞬即逝的战机。

  这天拂晓,灌阳方向的桂军第44师向新圩方向大举攻击。第5师主力奋力抗击,战斗异常激烈、残酷,第5师的师团首长身先士卒,师参谋长胡竣、第14团团长黄冕昌相继战死,第15团团长和两个团政委相继负伤。

  部队伤亡惨重,但仍扼守阵地,挫败了敌人切断我军的图谋。当日,进至兴安的敌桂军第43师2个团向光华铺出击,以1个团向江东塘家市地域攻击。我红23军团第4师奋力抗击,扼阻敌人进攻,牢牢地控制住界首方向的渡口和向这个方向运动的通路。

  当日,全州的敌第16师等部以约3个团兵力,攻击我红1军团第2师在脚山铺地域的一线师奋力阻击,连续打退敌人的进攻;

  位于江东的红1军团第15师则以一部,向全州城东南方的大肚岭、白沙一带攻击,以求威胁全州城,迫使攻击脚山铺的敌军回援全州城,但敌依仗兵力优势,以第62师1个旅抗击,我攻击部队寡不敌众.未达到目的。

  入夜,红5军团撤出在蒋家岭的警戒,军团部和第13师转移到文市,第34师仍警戒后方。全军过潇水后因地域狭小又是山区,并且时间紧迫,无法筹到足以支撑数日的粮食,此时各部已近于断炊。

  经过两天的血战,南北两线的敌人几乎都看出我军的弹药严重不足,整个行动很乱;另一方面,也看出能不能把我军切断大部围歼于江东,全在于他们能不能突破湘江西岸咸水与界首之间我军的阻击,封闭湘江渡口;能不能突破我军在新圩地域和古岭头的阻击,将我向江边的行动拦腰切断。为此,三个方向的敌人都加大了进攻力度,并不惜与我军夜战。

  12月凌晨时分,是湘江战役的最后阶段,而对我方来说,军委1时30分致电红1、红3军团首长,命令两部务必不惜牺牲击退全州、兴安两方向之敌攻击,保持住渡口;针对红1军团阻击告急,命令红9军团赶过江以为红1军团预备队。

  3时30分,军委以中央政治局、军委和总政治部名义再电红1、红3军团首长,指出“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退则我野战军将被敌层层切断”。并且强调,“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胜负关系全局”。

  红5军团部率领主力第13师过了江。部队涉水过江时尾追而来的敌军用机枪对着涉水的红军扫射,许多红军官兵倒在湘江里,鲜血染红了湘江水。这里的人民曾以歌谣祭奠英烈:“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正午,红1、红3军团为保存最后的力量,不得不放弃渡口的坚守,撤出战斗西退。

  敌人占领了所有的渡口,封闭了湘江通路。至此,除了被敌缠住不能摆脱的第34师、第6师第18团外,还有数千名失散的官兵和民工被敌截断在江东,湘江战役结束,原本离开中央苏区的8.6万主力部队,只剩下3万余人。但从总体来说,中央红军终以惨痛代价,突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将我党中央领导机关和中央红军消灭于湘江以东的图谋。

  为了掩护大部队过江,负责殿后的第34师的6000多官兵在师长陈树湘和政委程翠林的率领下,奋勇阻击国民党军。34师全体指战员明白,阻击战多坚持一分钟,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渡江中就少一分危险。阻击的战士一批批倒下去,又一批批上来,34师像钉子一般扼守在阵地上,整整阻击了三天四夜。

  后来中央空军主力已经完成的渡江,殿后部队也要抓紧转移撤退。12月1日凌晨5点和下午两点,中革军委两次电令34师由东向西横穿灌阳至新圩公路,向西突围。34师依照命令,从板桥铺一带穿过公路,向西突围,但再次陷入崇山峻岭之中。

  12月3日,在前往湘江凤凰嘴渡口的途中,第34师在全州县安和乡文塘村与桂军夏威部两个师遭遇。文塘一战,第34师损失惨重,由入湘桂边境时的4300余人锐减至800余人,师政委程翠林、师政治部主任张凯、102团团长吕官印、102团政委蔡中先后牺牲。

  陈树湘紧急召集师、团干部,宣布两条决定:第一,寻找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突围出去,到湘南发展游击战争。第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陈树湘命令韩伟等带领部队突围,自己做最后的掩护。韩伟坚决不服从,两位老战友第一次发生了争执。韩伟对陈树湘说:“你是师长,只要你还活着,这个师就还在!你带师的主力突围,我带100团作最后的掩护!”

  两个老战友就这样挥泪诀别。接着,陈树湘下令全师分两路突围,一路由韩伟率第100团余部约300人,掩护师部突围后,再向柳木青方向转移;另一路由陈树湘带领,率师部及第101团、第102团约700人,向湘南突围。让韩伟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他与老战友陈树湘最后的告别。陈树湘和师参谋长王光道率突围部队进入湖南江华境内后的11日,部队到达道县泗马桥时,遇到国民党地方保安团的截击。在牯子江战斗中,陈树湘腹部中弹,身受重伤。

  敌人疯狂地扑向洪都庙后,陈树湘和两个警卫员都不幸被俘。12月18日,陈树湘被押往道县县城,途经蚣坝石马神时,趁敌不备,忍着剧痛,从伤口处掏出肠子,用力绞断,壮烈牺牲,年仅29岁。

  在掩护师部突围后,韩伟将300余人编成3个连,要求大家作好准备,趁夜间突围出去。很快,夜幕降临了。韩伟带领部队开始突围,没走多远,便遭到千余名国民党军的紧追。韩伟只好指挥部队边打边撤,但敌人还是追了上来,双方展开了厮杀。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一眨眼工夫,第100团由300余人锐减至30多人。

  当突围到海洋山主峰宝界岭时,韩伟身边只剩下5位红军战友了,最后6人从宝界岭上跳了下去。万幸的是,韩伟和二营营长侯德奎、团司号长罗金党被挂在树丛上,没有死,被上山采药的土郎中王本森救下来。后来,三人在王本森家的红薯窖里藏了7天,躲过了国民党的搜捕。因罗金党腿折了,不能走,只能留在王本森家,后来罗金党伤好了之后就去找红军,一路走到广西的南丹县,实在是找不到了,就留在南丹县当了篾匠。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韩伟这才被释出狱,他去到了延安。并被安排到抗大第四大队学习。毛泽东得到韩伟来到延安的消息后很高兴,他在等待韩伟来找自己。但韩伟却一直不敢去见毛泽东。

  事后,韩伟曾说:“之所以不敢去见毛主席,是我的思想包袱太重,总觉得自己在湘江作战中没有打好,又坐了国民党的监狱。”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作完报告后,吩咐抗大教育长刘亚楼通知韩伟,说他要见见韩伟。

  韩伟来到毛泽东的住处后,毛泽东仔细地打量了一下,然后幽默地说:“我的警卫排长还是当年的样子嘛,不仅一根毫毛没有少,下巴上还多了许多。”毛泽东的话,让韩伟一下子轻松了。接着,毛泽东又说:“韩伟同志,你的情况我都知道,很好嘛!”

  毛泽东说知道韩伟的情况,指的是从中央组织部的材料中看到韩伟在掩护中央红军抢渡湘江时立了功,在武汉监狱里表现得很坚强。后经毛泽东批准,韩伟离开延安赴晋察冀前线,先后任晋察冀军区军政学校军教主任、警备旅副旅长、冀中军区第九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韩伟曾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兼热河纵队司令员、晋察冀军区第2纵队副司令员等职。率部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多次重要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韩伟曾任第67军军长、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北京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至于老将军为何在弥留之际立下遗嘱,要将骨灰送回闽西的革命公墓,其原因还是在于当年的湘江战役。

  当时的红34师是一支由福建闽西工农子弟组成的队伍,第100团在长征出发时有1600多人,绝大部分是福建永定籍。因为韩伟是在闽西成长起来的革命战士,对闽西有着很深的情感。韩伟临终前对儿子韩京京说:“我不行啦,我的骨灰你们送到闽西革命公墓。”

  韩伟祖籍湖北黄陂,那里有他家的祖坟,所以当儿子韩京京问他,要不要把一部分骨灰送回老家时,他摇摇头。韩京京接着说:“爸爸,您在北京住了几十年,我们也在北京,是不是给北京留一部分骨灰,我们也好纪念扫墓。”

  韩伟还是摇摇头,老将军满含热泪的说道:“湘江战役时,我带出的闽西子弟都牺牲了,我对不起他们和他们的亲人,要是带领他们过了湘江,征战到全国解放,说不定全国的将军县还会出在闽西,出在永定、龙岩、上杭……我这个将军是他们用鲜血换来的,我活着不能和他们在一起,死了也要跟他们在一起,这样我的心才能安宁。”

  1992年4月8日,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的“湘江血战”的幸存者韩伟中将,走完了人生的旅途。遵照他的临终遗嘱,1992年8月,韩伟的儿子韩京京专程从北京将父亲的骨灰送到福建闽西革命公墓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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